其命运的扭转是因为人类跑步进入了“可怕的性瘟疫年代”

　　据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避孕套销量暴增。因为人们“除了做爱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干不了”。被困在小小的空间里，追求二人世界的纯粹快乐，也许这样就能抵御危机带来的恐慌和不安。

　　但现在三年的疫情了，人们已经被现实打脸。避孕套的最大生产工厂康乐Karex的销售额大幅下降，公司也遭遇了亏损——这说明什么？也许让人们在反思：是不是越艰难，人们越不容易相爱？

　　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是2020年，当时的康乐Karex曾为产能不足而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停工10天会造成至少1亿只避孕套短缺，搞不好会耽误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康乐Karex是一座坐落在橡胶林上的避孕套大厂。在马来西亚，76%的种植面积都是橡胶园，为避孕套产业的诞生提供最好的温床。同时康乐踩中全球产业转移的节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杜蕾斯在英国的工厂陆续关闭，马来西亚、泰国等拥有丰富橡胶资源和人力的国家逐渐成为避孕套制造的热土。在物美价廉的加持下，康乐Karex拿下联合国、世卫组织等大客户。

　　避孕套是一门更有想象力的生意，其命运的扭转是因为人类跑步进入了“可怕的性瘟疫年代”。1981年，《纽约时报》刊登了第一篇关于艾滋病的报道，到1985年，美国已经有六千人因艾滋病去世。疾病的可怕，让商人们嗅到商机。

　　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成为避孕套的大买家，并走向全球。在英国，由NHS免费提供的避孕套一度占据23%的市场份额，因此被称为“社会主义安全套”。

　　在中国，杜蕾斯稳坐头把交椅24年，独占30%的市场份额。但避孕套的生产本身没什么技术壁垒，品牌也几乎不自己生产避孕套，全靠代工（OEM）。中国拥有6亿性活跃人群，是避孕套消耗大国，但这是历经中国特色式逆袭的结果。

　　在计划经济时代，避孕套是国家管控的计生用品。国家每年从7家负责定点生产避孕套的国有企业采购避孕套。12亿只避孕套，需要花费2亿元的财政支出。

　　彼时，只有少部分避孕套也参与市场经济，要么是黑作坊生产的三无产品，要么是中间贩子倒卖国家计划物资，人们花十几块买的避孕套，包装上可能赫然写着“国家免费提供”几个大字。这些未被计划的需求被形容为“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千禧年前后，政策松动了计生委垄断避孕套的阀门，避孕套变成货架上的日用品。国产避孕套品牌杰士邦率先崛起，而后英国的杜蕾斯、日本的冈本也来了，此后名流、大象等国产品牌层出不穷。

　　二十年来，我国避孕套市场规模逐步扩大。但有50%的避孕套几乎被用于家庭之外，即婚外情、约炮、服务业等场景。

　　有业内人士表示：“夫妻之间用避孕套的情况其实不多，只是有促销囤套的习惯。与之相互印证的：东莞扫黄曾致避孕套批发商销售额下降20% 。同时不知道是受制于疫情封控和害怕被流调，人们的私生活都被迫检点了，所以有人戏谑道“扫码比扫黄有用”。

　　避孕套的销量江河日下，但情趣用品行业整体却在蓬勃发展。包括飞机杯、振动棒等在内的情趣用品在电商平台销量大涨，揭开避孕套和情趣用品此消彼长的面纱，人们的亲密关系正在被重塑。

　　流动的社会中，人与人可以随意建立联系，手指戳戳屏幕就能获得；人的联系也在随意切断，最终落得“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亲密关系是高风险、高成本，自娱自乐才更具确定性。

　　所以很快地，这惊人的避孕套消耗量就随着泡沫经济一起破灭了。社会正在快速的滑向低欲望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性，正在从两个人的游戏变成一个人的快乐，也许未来留给避孕套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