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经学世家是如何形成的？累世经学又是如何变成累世公卿的？_手机搜狐网

　　东汉经学之家是汉代文化的重要传承者之一，而家学和私学正是传经的重要工具。东汉经学世家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其子弟有大量文学创作活动，归根究底也是家学与私学打下的坚实基础。东汉的家学与私学较西汉有着长足的发展。西汉经学家多通一经，东汉则多兼通数经者。

　　东汉经学世家的家学还有一个特点，即是范围的扩大。私学的繁荣使得世家子弟不再局限于家传经学，形成了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另拜名师的可能性，范围更广，涉猎更多，甚至有些世家子弟更加擅长从其他经师处的所学。

　　如“杨震研习《尚书》，其子杨秉不仅传父业，而且兼明京氏《易》；郑兴擅《公羊春秋》与《左氏传》，其子郑众则明《左氏》《周官》，兼通《易》《诗》。”还有转益多师，互相学习的情况，博采众长，使得经学的范畴和功用越来越模糊，今古文的壁垒也不在森严。

　　而随着学术的向纵深发展，每个人的研究兴趣和方向不可避免会有分歧，以致出现父子异学、风格迥异的现象。

　　汉代私人讲学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桓郁传父业，“以《尚书》教授，口徒常数百人”；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其孙“承尤笃学，未常视家事，讲授常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

　　东汉前期、后期的地方官学由于受到政令和战乱的影响，经常隔年停办，私学则较少受到这种影响。比如东汉后期，太学曾一度衰落，安帝薄于艺文，以致“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顽敝，鞠为园蔬。”但是官学停办，私学却并不受政治的影响，即使在战乱中也传业、讲学不息。

　　从影响深度来讲，经学自然是私学教育的最主要内容，而今文经学是官方钦定的学科与考试内容，必然是私学的主要科目；一些学者出于博学通经、采众家之长的考虑也会私授古文经学科目，使得东汉后期的家学传承者所学越来越全面丰富。

　　除此之外，私学还讲授《老子》等道家典籍、法律、天文、历算等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乃至文学、艺术兴趣与能力的培养，也主要是通过私学进行的。因此，经学教育对于世家子弟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培养了他们身后的经学功底和底蕴，也有意识的培养了他们为文的能力。

　　二、选官制度的变革

　　东汉初年，是有一套完整的选官制度和选官标准的，必须注意到被选者的经学水平、道德品质、掌握和实施法令的状况以及处理公务的能为等。东汉初期和中期的经学世家便是依靠这一条门径来入仕的，如龙亢桓氏，三代均为帝师，有桓焉、桓彬、桓麟、桓俨等都是通过经学取士的方式入仕为官，因此代代得以有人立于庙堂之上。

　　但东汉选官制度毕竟还很不成熟，不像科举制度一样有严格的考核制度。由于推荐为官的实际权力主要掌握在皇帝、官僚和门阀手中，形成了地方官吏滥用职权任人唯亲，结成利益集团的情况。特别是在东汉后期，当皇帝昏庸之时，举亲不举贤，极大地削弱了封建统治，也削弱了经学统治的地位。

　　选官制度的变革，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经学世家的子弟们不再埋首穷经，因为经学不再是唯一的为官之道。至此，就有世家子弟开始投上所好，学习各种奇妙的艺术，撰写各种新奇的文章来吸引皇帝的注意求仕进，但更多的世家子弟是转而把精力贯注到文学上来抒情述志。无论是哪一种转变，都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学的进步，促成了东汉经学世家的文学化。

　　选官制度的变革首先表现在选官的条件限制制度遭到破坏。东汉为避免同乡、同族的相互照拂，在选官时是有一定限制的。如在籍贯限制方面有三互法，规定了任官与选拔人才的回避制度，避免同族、姻亲、乃至同乡之间的相互拔擢。这种为了限制地方官吏结党营私的“三互法”，在政治腐败的局面下，收效甚微。

　　在州郡，地方豪族完全可以左右辟举结果的情形。比如各郡长吏本该由外郡人担任，而属吏则由本郡人担当，这是为了避免本郡长官过于集权，可到东汉后期，前一条为人忽视，后一条的回避制度反而为地方豪族出任郡属吏创造了明文条件。地方大姓、豪族拥有地方州郡辟举的特权，不仅能够使他们垄断地方属吏的任职，而且也是他们进一步拓展政治势力的重要条件。

　　东汉光武帝之后，一向注重对内臣的控制，也有着对宗室、外戚、宦官的为官限制，如《后汉书·明帝纪》：“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东汉后期延嘉四年之后，这条规则也遭到了破坏，公卿缺员时，皇帝能依靠的选择不多，也不得不启用宗亲，《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每三公缺，朝廷皆属意于裕。”

　　桓帝时外戚梁冀擅权后，梁氏一门之内几乎无人无官，无人无爵；单超、徐磺、具缓、左馆、唐衡五宦官，因诛除梁氏有功，被桓帝同日封侯，因而世谓之“五侯”。外戚与宦官的权柄将选官制度破坏殆尽。

　　再看士大夫阶层。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博士弟子便是通过正规考试才能入仕选官。两汉的考试与察举是并行的，察举之后，还需要经过考试，才能决定是否选用及如何选用。考试的方法，则有对策和射策。但灵帝时，鸿都门学出现，鸿都门学主要是学习辞赋、书法等文学、艺术科目，凡进入鸿都门学的学生均受到朝廷的重用。

　　可见，至少到东汉后期，博士弟子员考试的制度、内容为之一变。考试内容以尺牍代替经学，再加以选举不实，导致了博士弟子考试制度名存实亡。以至于东汉灵帝时的鸿都门文学，多为滥进，为士林所非。不过在客观上这一行为也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热潮。

　　此外，还有本属恩特的任子制的滥用。至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滥用任子制来保举子弟，任子制的适用范围被无限放大。只要其直系亲属有任人资格，子弟便可出任郎以上的官职，无需再苦读经书参加考试来获取官职，极大地创伤了学经士子们的热情。

　　到汉末，选官制度腐败升级，纳赀取官和卖官猖獗，甚至是自上及下的。桓帝延熹时皇帝开始公开卖官，“占卖关内侯、羽林、堤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灵帝时更是把卖官钱作为重要的私人财政收入，真是闻所未闻。

　　可见此时卖官、买官己成为一种风气，吏治的腐败可想而知。官场黑暗至此，意味着选官制度彻底地被破坏，通经取士再不是士子们立身仕宦的门径，而经学也失去生存的土壤。同时，文学素养在越来越注重品评的汉末越发的流行和受到欢迎。一方面，比之经学，文学更能抒发人的性情；另一方面，文学也籍此成为了新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当中的重要素质，越发蓬勃。

　　结论

　　西汉以来形成的经学世家，崇经好儒，“传父业”“修父业”，为了获得家族在政治上的地位，通过私学的形式扩大了累世经学的影响力，从而由累世经学变为了累世公卿；另一方面，东汉的高官、鸿儒、名士或是通过功荫，或是通过经商形成豪族，使后辈着力研读经学或是出口访学，从而获得更多的入仕机会，客观上推动了经学的繁盛。

　　由此经学得以累世相传，为数不少的经学世家也得以形成，其传授虽偶尔有断流，但基本上能数代承接。经学世家通过家学与联姻，牢牢占据着经学的制高点，也把持着文化舆论的主流，从而主导着绝大部分时间朝政的声音。